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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思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助理教授）
【本文首登於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年9月10日）】
現今的新加坡，在風雲詭譎的區域與環球局勢中，正面對多重挑戰。政治領袖再三告誡人民，爲了增加競爭力而必須忍受經濟改組所帶來的痛苦，爲了維持穩定安和的社會而必須謹慎處理種族與宗教課題，爲了營造活潑有創意的環境而必須抱持開放靈活的態度，爲了強化社會凝聚力而必須學習與繼承傳統文化。正如吳作棟總理最近的一個說法，這些政策性的堅持或調整，萬變不離其宗：使新加坡持續在一個第一世界的位置，而不至於淪爲第三世界國家。
吊詭的是，無論是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考量，即使是具有前瞻性與開拓性，都是依據新加坡政府一貫的完全務實的態度來設計與推動。
此時此刻，我特別懷念郭寶崑。我懷念郭寶崑作爲一個劇作家、導演、戲劇教師，也懷念郭寶崑作爲一個文化建築師、社會批判者、族群溝通人。我最懷念的，是郭寶崑式的理想主義的失落－－尤其是在一個輕蔑與排斥理想主義的時代。
郭寶崑的理想主義，一輩子跟隨著他。他在1959年到澳洲工作，三年半後進入悉尼的國立戲劇學院的戲劇製作課程，顯示了他在藝術方面的非關現實與追求理想。1965年，他放棄在澳洲有利於戲劇事業的環境，回到文化貧瘠之地的新加坡，與舞蹈家妻子吳麗娟共同創辦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後改名爲實踐表演藝術學院），展現了他對於成長環境的深刻關懷與不離不棄。從此，郭寶崑的理想主義的這兩種精神－－藝術執著與社會關懷－－一直伴隨他到離世的那一天。
1976年的被逮捕入獄，是郭寶崑青年時代理想主義的一次殘酷無情的打擊。當反殖與獨立運動在1950年代如火如荼的時候，郭寶崑並沒有直接參與。他說，那時他比較後知後覺。不過，1967年演出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作品改編的《高加索的母親》後，郭寶崑與他的藝術夥伴們，開始思考及辯論藝術更深入直接的社會責任。於是，在他的領導下集體創作了《喂！醒醒》（1968年），以戲劇喚醒在經濟發展與物質迷惑中喪失方向的年輕人。後來，類似表現強烈道德責任的作品，如《掙扎》（1969年）、《青春的火花》（1970年）等，被有關當局看成是新加坡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顛覆勢力而禁演。
一個有道德良知的藝術家，選擇了一種另類的批判時弊的角度，表現他對於社會的關懷，卻因爲與務實的主流價值有悖，而注定了他的理想主義的挫折。這不僅是青年郭寶崑的宿命，也是一整個時代無數懷抱著各種各樣理想主義的行動家的宿命。
四年半的監禁，郭寶崑沒有被擊垮，而是如他自述的“反而看到一個更赤裸、袒露和樸實的自我”。1980年以後的郭寶崑，理想主義沒有消失，而是轉換策略，不直接挑戰政策的不合理性。從1985年的《棺材太大洞太小》開始，他以繁複的隱喻與人性化的思索，更深沈而尖銳地批判社會時弊，構設理想圖景。就如英諺所說：接下來的都是歷史。最後22年的郭寶崑，留給新加坡的豐富遺産，不僅是他的戲劇藝術，也是他的文化人格、批判精神，還有，始終沒有因爲年齡與閱曆的增長而淡化的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是一輩子的事業，在郭寶崑身上得到最清楚的展示。在這方面，郭寶崑的文化師承是多源頭的。他自己以及評論者最常提起的，是中國的魯迅與德國的布萊希特。這兩個人，都是大藝術家兼大思想家。他們身處洶湧激動的時代，他們對社會與群衆的關懷，以及改革現狀、創造未來的理想主義，是青年郭寶崑的重要精神滋養。1980年代以來，他們仍然啓發著郭寶崑。不過，郭寶崑也看到魯迅批判社會以外的自我省思，布萊希特動員力量以外的藝術內涵。
還有一個稍晚的人物，評論者很少提及他對於郭寶崑的影響－－以英法雙語創作的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郭寶崑在1966年寫的一篇文章中，介紹貝克特及荒謬劇場的戲劇家時，流露了強烈的否定態度。可是，在1995年出版的《邊緣意象》的郭寶崑年表中，唯一列入其中的看戲經驗，就是1961年“首次看到貝克特的《等待果陀》”。郭寶崑在2002年的一次訪問中，將貝克特與杜斯妥也夫斯基、莎士比亞、古希臘悲劇相提並論，認爲“他們常常深入人類那些最黑暗和最殘酷的經驗，以及人類最崇高的憧憬和狂喜”。
理想主義者是孤獨的。一輩子的理想主義者，孤獨終身。作爲一個戲劇家，郭寶崑後期的作品，如《OOO么》（1991年）、《黃昏上山》（1992年）、《鄭和的後代》（1995年）、《靈戲》（1998年）等，顯示了貝克特等現代主義作家對於現實的透視力，以及深省人性後的孤獨感。這些作品，往往引起各方爭議、誤解，甚至攻誣，因爲它們總是讓人們有意識或務意識地感到最內在的弱點被袒露於外。
郭寶崑與貝克特不同的地方，是他積極參與廣泛的文化思考與建構的入世態度。在實踐表演藝術學院的基礎上，他創辦了實踐劇場（1986年）、電力站（1990年）、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2000年）。當他初次透露這些構想時，往往得到許多懷疑的反應。現在看來，這些根據郭寶崑式的理想主義所建立起來的體制，包括他多年來開辦的各種表演與導演課程、他開創與參與的各種文化反思研討會、他創設的各種主題的藝術節系列等等，已經蔚然成爲新加坡文化環境中最重要的景觀。
從這個角度來說，郭寶崑本身就是一個體制，而且是一個龐大的體制。我曾經對郭寶崑說：“你是邊緣上的中心。”他一貫地微笑不語。郭寶崑的戲劇藝術，展現的是讓人目眩神馳的邊緣意象；而他的文化建設功業，卻是巍巍然主導新加坡文化的發展方向。
隨著郭寶崑的過世，新加坡喪失了一個終身執著於理想的實踐家。在一個充斥著世俗化的務實態度的時代，像郭寶崑這樣一個稀有的理想主義巨人，更讓人無限懷念。不過，讓人感到欣慰的是，無論是郭寶崑的戲劇藝術或文化願景，不斷在發生根本性的影響。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追隨者，雖然數量不多，卻總是受到郭寶崑的啓發，或者以郭寶崑作爲超越或反叛的物件－－正如郭寶崑超越與反叛他的前人那樣。是的，那種盼望超越或是刻意反叛的理想主義，更是彌足珍貴。
8 Sept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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